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甫一提出，就被党和国家放在突出位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国家治理现代化以多元主体促体系，以综合方式见能力，形成了有效的国家治理机制。社会主义新时代提出新要求，中国的国家治理更加体现现代化特征，治理效能得以有效提升，这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更加凸显出国家治理的系统性特征。在中国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战略路径中，社会问题系统化、复杂化为国家治理提出了多元主体治理的新要求，这都需要使治理更加凸显系统性特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因此，在加强党对社会治理的总体规划和全面指导的同时，实现政府行政手段与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等多种手段综合运用的治理绩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表现，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题中之义。

国家治理的系统性特征凸显也使治理方式更加体现现代化特征。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提出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政府从单一的行政管理向治理转变，需要法律主导下的行政、道德等多重因素的结合。系统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中系统性特征的体现，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融入其中，有利于在治理中更好地体现效能，也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进一步落到实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国的国家治理既是保证社会良性有序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稳定器，又是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发动机。因此，我们将政府的政治绩效纳入“改革——发展——稳定”的三元模式中加以考量。

加强制度优势向现代治理效能转化，体现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浪潮之中。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许多重点和难点问题向政治改革提出了挑战，同时也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程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改革需要全面深化，但不是盲目地四面出击，这需要中国充分发挥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构建全面而有效的制度体系。治与世宜则有功，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深入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需要被放入全面发展的大局之中加以考量。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内百废待兴的状况和经济诸要素的缺失，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发挥出高度的动员力、组织力和执行力，形成了机构严密、上下一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使新中国迅速摆脱了“一穷二白”的困境，建立起一套新型的政治制度、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伟大实践又一次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

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体现在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之中。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是社会有序发展的“制动系统”。无论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中的急躁冒进，还是改革中的破旧立新，都会造成不和谐因素，破坏国家发展稳定的大局。在国际社会中，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维护者，坚持依靠自身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形成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在经济建设上明晰产权制度，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石；在社会发展中加快推进体制改革，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在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入世界、兼容并包、革故鼎新，切实促进中国软实力的提升；在生态治理上，以制度创新带动制度绩效，通过强化政策执行，将制度底线变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将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高效能。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都是干出来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用“13个坚持”，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这就需要我们发扬“钉钉子”的精神，将这些制度体系落到实处，保证制度优势得以全方位展现，保证制度活力得以充分彰显。

为此，广大党员领导干部要做好制度高效执行的表率。在执行意识上，做到使命引领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既要以坚定的制度意识作为执行力的先导，又要时刻保证将执行真正落到实处，避免出现制度死角和操作盲区。在执行能力上，做到理论探索与实践发展相统一，既要保证框架设计的无懈可击，又要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避免出现不会做、不能做的“空架子”现象。在执行效果上，做到发展质量与社会效益相统一，既要提倡细节、把小事做细做实，又要筑牢初心使命，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避免出现执行过程中的“蜻蜓点水”和“风过即停”。

中国伟大事业的蓬勃发展，近十四亿人民最有发言权。“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下，中国人民埋头苦干，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用高效实践打造国家治理成效，用深度执行保持制度的旺盛生命，必将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胜利！